吴昶的养心书斋

    一宿没有睡安稳，恐怕误了火车。但总算要感谢老天爷，一切如意，我们顺利地上了车。

    火车上的感觉常是单调而漫长的，但是人多就不一样了，我们总在谈论着这一个月来的感想和收获。我们评论着很多陇戛居民和他们的性格特点，提到回来的一路上所见过的那些热心人。

    贵州的山很多，景色优美。铁路沿线周围用茅草或水泥瓦板盖房的民居极少，倒有很多黑色的木头房子。它们青灰色的瓦和屋檐下横挂着的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将房子衬映得十分漂亮。

    只是要钻的隧洞太多，而且有的隧洞很长，我还在跟大伙开玩笑：倘使钻进某个隧洞一个小时还不见阳光的话，那一定是天黑了。

    我们一路上经过黔南、凯里、锦屏、冷水江、怀化、株洲，从贵州一直过湖南，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看着外面秀美宁静的大地山河、田园人家，心中不禁有一些感叹：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美丽国土，我们怎能不为这连绵不绝的风景而动情呢。

    过长沙的时候，我们车厢里走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坐在窗边，我闲得无聊，就和他攀谈起来。

    我们这一聊，一直从10点半聊到凌晨1点半，从长沙一路聊到了武汉。

    老人姓杨，是贵阳市的一位退休教师，自言祖上为江西人，因屯军移民到了贵州。且听他对贵州的文化历史娓娓道来。

    杨先生先是说到少数民族，说贵阳市的闹市中心有个地名叫做喷水池，那里是贵州苗族的世居和祖源地之一，每年都有固定的苗族祭祖仪典，而且即使文革年代，也未曾间断过。后来汉族与布依族把他们赶到了深山里，所以贵州古来有“旱街坊，水仲家，苗族住的是山旮旮”一说（意思是旱地被汉族人占作城镇，湿地被布依族占作水田，苗族人住在贫瘠的荒山上）。贵州的本地世居民族众多，汉族大多都是明代以后迁来的屯军士卒的后裔，多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

    在谈到贵州文化特殊性的时候，杨老先生又特地提到了历代流官和武官的统治对贵州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流官多为被贬之人，他们有的执政情绪是消极、无作为的，有的则是想办法在调离之前多捞几把；而武官执政的影响则是更为深远的。

    武人主黔，一方面不注重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故而贵州的历史文化自古牂轲国以降，都没有完整的史料记录。另一方面武官统治对“文治”的轻视导致贵州境内匪患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接连不断，历代统治贵州的官员也形成了他们的一套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打交道的经验，即让他们互相打，却又分别与之交好，以金钱和官位来收买他们，使之不得不倚赖于他，受其节制。土匪们世代都有，民国时期的土匪经常自称“游击队”，他们有的是少数民族武装，有的则是汉流帮会实力（杨学志语，似指其与四川军阀杨森有关系）。地方豪强也形成类似四川“袍哥”组织的帮会。而整个贵州省历来是被周边省份所分割控制的，例如遵义地区受到四川影响很深，而六盘水地区则受云南蔡锷、龙云（彝族）所领导的“滇军”所支配。

    这种“窝里斗”习惯，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未曾消停下来，当时日军占据桂林以后，曾经一度打到黔南的独山县，但随后就停止了对贵州的地面进攻。然而贵州在此期间因地方内部冲突死亡的人口远远高于日军作战死掉的人数。就在抗战之前，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贵州，贵州各地方军与蒋介石的“窝里斗”也是其能够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说来，蒋委员长在红军顺利出黔之后即将王家烈解职软禁，算是入乡随俗了吧。）

    杨先生说：武官文化留下来的还有不少历史遗迹，最主要的就是全省各地小山头上筑成的成百上千的山头堡垒，贵州人俗称“营盘”。这些营盘既有汉族人修的，也有少数民族修的。除了我们在陇戛所见到的彝族“苏家大屯”以外，还有杨先生所说的贵阳南明机场附近的“古堡营盘”。由此可知，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贵州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另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是“赶甲子场”。我们在六枝经常听到“鸡场”、“狗场”、“牛场”这样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在贵阳附近也有，这些地方的农民依然和几百年前一样，使用农历，是按十二天干（十二生肖）的顺序循环记载日期，用“鼠、牛、猫（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生肖动物来表示，并以这12天为一个周期“赶场”（北方叫赶集，还有些地方叫作“赶墟”或“赶圩”，新疆叫作“巴扎”），因此在贵州苗寨的这一个月里，我们几乎没有“今天星期几”的概念。

    车过长江的时候，窗外灯火通明，夜色正浓，老先生为我留下了他的家庭住址，他为疲惫不堪的女儿和外孙占用了我们的床位而表示歉意之后，便与老伴和女儿拎着大包小包，消失在窗外拥挤的人群之中。